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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画理论之“南北宗论”
理论来源:四川省工笔画学会   发布时间:2010/11/1 15:07:20   已被浏览 2043
 

    “南北宗论”的提出,是中国画学风格流变的空前总结与论述,对以后的中国画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导向作用。它是后期文人画得以兴起的重要理论支柱,又是明清以来中国画逐渐走向没落的一根导火索。因此,近代以来的美术史家对“南北宗论”的评价往往是贬过于褒。而我个人以为,“南北宗论”尽管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,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瑕疵的存在而否定它的历史作用。明代董其昌以来,整个画坛以南画为宗,唯“元四家”是从的风气愈演愈烈;到清代后清,干脆是“海内绘事家,不畏石谷牢笼,即为麓台械杻”(方薰《山静居论画》)。此皆非始创者之过,实乃后世子孙之无能也。  

    “南北宗论”的主要内容是:“禅家有南、北二宗,唐时始分也。但其人非南北耳。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,流传而为宋之赵幹、赵伯驹、伯骕,以至马、夏辈。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,一变勾斫之法,其传为张璪、荆、关、郭忠恕、董、巨、米家父子,以至元之四大家,亦如六祖之后,有马驹、云门、临济儿孙之盛,而北宗微矣。”

       关于“南北宗论”,一般著述都将其列于董其昌《画旨》之中。但也有学者认为,该论最早是莫是龙提出的。根据俞剑华先生的考证,莫是龙《画说》一书“《四库全书》中《明史•艺文志》既有著录,则是书之为莫氏所著似无疑议。其与董相同一点,《四库》并未言及,则其时此编独立单行,尚未揽入董书可知。且董书名称既不一律,文字亦多寡不等,则非董氏手订,而为后人饤饾传抄,亦可断言。董氏之书《明史》、《四库》均未著录。以董氏之大名,苟有是书,《明史》、《四库》焉有不收之理?”莫是龙的《画说》中载:“(莫是龙)又与文敏生同里闬,画法亦甚高妙,当不致抄袭,亦不能流传如此之久。颇疑文敏之书,非其自著,乃后人辑录而成,辗转传抄,遂将莫说误入。或云卿画转传抄,遂将莫说误入。或云卿画说散失,后人取文敏之说,依托为之,亦未可知。两者必居其一也。”这两种说法都有合理性。我个人认为,“南北宗论”的产生,是董其昌、莫是龙二人(可能还有陈继儒)在长期的艺术思想交流过程中形成的。“南北宗论”的作者究竟是谁?尚无定论。但有一点我认为是肯定的,那就是“南北宗论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传统中国画发展演化的一条基本的潜规则——隔代相承、变相古出。这也说明艺术风格的流变具有一定的循环性。在我看来,这种“循环论”是合理的,它与发展观并不冲突。宇宙间一个最简单的现象,就是地球在自转的同时,也进行着公转。因为自转,有了昼夜之更替、阴阳之互生;因为公转,有了四季之变化、生命之轮回。自转不等于原地踏步,公转也并非长生不老。自然万物在宇宙的这种不断循环中轮回着,但这并不影响新事物的不断产生与旧事物的逐渐消亡。我们不难发现,这种将中国画“南北分宗”,并使之对立统一的画学理论,无疑与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相协调的。老子曰:“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,长短相形,高下相倾,声音相和,前后相随,恒也。”这就是说,宇宙间万事万物是相互依存的,而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。美丑、难易、高下、有无、刚柔、动静、巧拙、生死等等,都是对立的统一,一方不存在,对方也就不存在。斯大林在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》中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这样一段论述:“…….与形而上学相反,辩证法所持的观点是:自然界的事物和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部矛盾,因为所有这些事物和现象都有其正面和反面,都有其过去与将来,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,而这些对立面的斗争,…..就是发展过程的实在内容,就是由量变到质变这一过程的实在内容。因此,辩证法认为,从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不是表现于各现象的协调发展,而是表现于各事物和现象本身固有矛盾的揭露,表现于在这些矛盾基础上作用着的对立趋势的‘斗争’。”而“南北宗论”在客观上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:通过国画“本身固有矛盾的揭露”以及“在这些矛盾基础上作用着的对立趋势的‘斗争’”,进而实现其从“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”。当然,“斗争”未必是刀光剑影、你死我活的正面冲突。艺术界的“斗争”,应该是更加侧重于思想方面,或者说是通过对彼此存在状态的合理分析而达到自我反省的境地,从对方的成败中汲取自身发展、进化所需的“催化剂”。“南北宗论”的提出,从理论上为中国画的发展找到了一种新的动力实现了国画界中“借力打力”的可能性。  

    由于个人的喜好、社会地位和所处时代的不同,因此,人们对“南北宗论”的不断争论也就不可避免了。李修易在《小蓬莱阁画鉴》中写道:“近世论画,必严宗派,如黄、王、倪、吴为南宗,而于奇峰绝壑即定于北宗,不知南北宗由唐而分,亦由宋而合。如营丘、河阳诸公,岂可以南北宗限之。”(转引自俞剑华《中国古代画论类编》)又如清代王世贞评宋荦《论画绝句》:“近世画家,事尚南宗,而置华原、营丘、洪谷、河阳诸大家,是特乐其秀润,殚其雄奇,余未敢以为定论也。”“近世论画,必严宗派”,这是当时的时代风尚,本无可厚非。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一个“度”,我们做任何事情也要把握这个“度”,否则就会如老子所言的“反者,道之动也”。如果过分地强调宗派,其结果只能是自缚手脚、毙于无形。事实上,“南北宗由唐而分,亦由宋而合”并不悖于“南北分宗论”。因为,分与合本来就是对立统一的,“分久必合”,不必多言。“由宋而合”,说得准确一些,应该是“由宋而合”。由此观之,营丘、河阳诸公之存在,当不足为怪。所谓“分”,并不一定,也不可能仅仅是某一历史时段的对立关系。此消彼长,同样符合矛盾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。总体看来,南宋画院画风近于“北宗”,李唐、刘松年、马远、夏圭为其杰出代表;元代画风最具时代特色的当属黄公望、王蒙、倪瓒、吴镇四大家,也就是陈师曾所说的“南画之大成最力者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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